(王清茗)在中国广袤的北方,崇山峻岭之巅,长城“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像一条巨龙蜿蜒而行。时光悠然三千年,无论雨霁云霞,还是白雪皑皑,或者是刀箭加身,还是战车滚滚,世上早已沧海桑田,江山罔替,但长城始终傲然而立,岿然不动。

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历史和精神载体,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涵,是中华文化精髓的核心释放,不仅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更代表着先进文化高度的自信与繁荣。

长城体现着中华文明传承的高度自觉

世界上尚没有一种人类建筑,跨越2000年时光而持续修建,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发挥功用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之一。

从公元前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长城进入史家视野一直到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朱由检自缢煤山的2300年间,几乎每个朝代都在修建长城。近年来在山西的岢岚县和晋中市分别发现了宋长城和唐长城遗存,使中国修建长城的时间轴线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主线重合。

长城的最基本功用便是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中国文化在滥觞之时,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贤明君主们即以“天子巡狩”保一方平安的朴素治国理念而夙兴夜寐,“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后世学者考证: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这句话归根结底,就是无论君王还是臣子,必须尽职履责,保境安民。

秦王扫六合,四海一统后,没有在中原腹地寻找战略纵深,而是依然选择咸阳为都,直接与西戎对峙,防止异族势力突然间死灰复燃。“亡秦者胡”,秦朝选择的是直面北方随时兴起的巨大军事威胁。也就是在此时,韩、赵、魏等战国长城被有效连接,而期间的壁垒被拆除,整个中国开始以统一的战斗姿态面对强敌的进攻。

在逸豫适足亡身的警训下,秦始皇在巡守途中辛劳而逝。后世的强大汉朝不仅在秦朝的基础上开疆裂土,更是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豪迈定义了中华民族的大姓——汉族。从此,大汉不再是一个朝代的名词,而变成中华民族的特定称谓和代名词,令所有的敌人闻声胆寒。

汉朝对长城的修复,除去军事由被动变主动的积极意义外,更有着极强的心理暗示作用。在经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内战后,中原人民得以修养生息,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民族精神和意志开始进一步的固化和凝聚,“大一统”的思想成为从君王到民众思想的主流,从现实层面更有助于社会的治理和国家、民族的一统,对维护历史的延续性、增强周边民族的归附欲望以及加强民族间的团结和统一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因此从三国后期至晋朝覆灭,中华民族遭受着严峻的生死考验,但终究没有在万里腥膻中沉沦,相反显示出一个民族巨大的同化作用,由南匈奴开始,“五胡”与汉人之间的从道德核心到饮食习惯的文化差异逐步缩小甚至消失,以至于唐朝开明的君主李世民的母亲都是胡人的一支鲜卑族人,而皇帝并不以此为耻。

宋朝更是以长城为界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北宋,尽管割让燕云十六州,但没有放弃长城“三关”,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幽云十六州的割让或许成为北宋最大的耻辱,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地让步,使中原文化迅速传输给漠北彪悍民族,甚至感染辽金帝后对中原文化的向往,著名才女萧观音以及蒙古的耶律楚材等人成为典型代表。耶律楚材为契丹人,因为向往中华文化,取荆楚有才之意为名,并取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湛然居士,思想已经被完全汉化。

明朝继承了“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的国家治理的核心内涵。面对瓦剌的进攻中,明朝皇帝朱祁镇被俘,但明朝依然屹立不倒。在276年的国祚中,明朝皇帝始终恪守“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的祖训固守长城。

今天看到的砖石长城大部分为明朝所修。除去沿袭历代长城走势外,明朝特别修建内长城,形成“内外三关”相互支撑的战略梯次格局,在有效延长战略纵深的前提下,极大丰富了长城功用,也为现代社会留下精美遗存。

历代对长城的兴建,已经将文化传承的意义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融入兴建行为中,更多地给予长城之内的民众心理的强大支撑。“长桥身作长城梦,南五湖天北济淮”。不知从何时起,长城内外都成了故乡。

上世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又是亿万斯民以血肉之躯汇聚成新的长城。由心理的认同转化为行动的自觉,因此中华民族在1949年以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为标志,长城被写入国歌,而这个国家也开始变得异常强大。

长城体现着中华哲学思想的高度自知

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建筑美学中的至臻境界。在中国的建筑中,长城是除去道观外唯一修建在山顶和山脊的建筑。长城是武备需要,道观则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人更喜欢将佛家寺院修建在山间幽深之所,而将孔庙建于繁华之所。

这是儒释道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追求所致,也是长城所包容和保卫的逻辑内涵。“学而优则仕”,儒家学说倡导民众特别是有着“修身齐家”基础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治国平天下。孔子以“仁”为本,但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不得不以佩剑甚至“御射”的形象出现,直面道德的失范和家国的没落。

老子探寻着世上乱象的本源。如剥丝抽茧般对天灾人祸进行溯源,他认为是因为人有了性情、好恶、执着、嗔恨,傲慢、贪婪等,才有了纷争和刀兵,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还原世界的本源,即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顺序循环,才可以实现必要的安身避祸。

在发展中,如果想得到平安,不仅需要自然环境的执中和谐,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更需要社会的安宁,即“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因此,长城以其温柔的曲线,蜿蜒于山巅,既有棱角般的分明,又有如水般的自在。就在长城这样的呵护下,给中国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时间,有机会也有理由去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策。

与君王和权臣的站位不同,百姓最低需求便是安居乐业。边塞紧张局势的平缓,使民众对大一统的认知更加明晰和渴望,逐渐与国家意志吻合。观念的一致保证了政治的统一,政治的统一又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中国古代史从部族到诸侯,从诸侯到天下一统,社会形态始终在不断地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交替进行。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有实力政权的强烈追求,也培养了每一位中国人朴素的心理诉求。

这种从民间到政权思想、意志的高度统一,造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繁荣,也反向助推了长城在历代不断兴建和修复。中国历史上影响大的秦汉长城、隋代长城、明长城,都是在实现长城以内农耕地区的统一之后修建的。即使是北魏、北齐、金长城,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成为北方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之后所修建。

以长城为界,隔开战争与和平,长城的刚性与柔性尽显无疑。如免战牌高悬一般,中国恪守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战争准则,长城外是金戈铁马,长城内更多的是内敛与自修的国民性格。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应佛家于洛阳,始建白马寺,至此佛教开始在东土流传。

寺与庙的功用完全不同。庙是祭祀鬼神的地方,民间所谓“山神庙”“土地庙”和家庙。而寺却属于政府行政部门序列,与鸿胪寺、大理寺国家权力部门等同,目的是教化民众的自知与自觉。同儒家一样,佛家也有极其刚性的一面,如有菩萨低眉,也有金刚怒目。

汉朝以后,儒释道的一统,客观上强化了长城的功用,使中华民族能够在独立空间和安定环境内开始精神方面的更高需求,这项需求长时间的持续与稳定,构建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的强大内生动力。

长城体现着中华文化传播的高度自信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让我嫁妇无颜色”。霍去病河西之战,使匈奴人远遁,也是中华版图进一步扩大。长期以来,汉朝的威力远被,被世人常常提及,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卫青、霍去病包括张骞出使西域,都是以长城为依托,将世界分为战争与和平两极的。

长城与战争有关,但却直接反应出中华民族摒弃战争、爱好和平的强烈渴求。因此无论工程如何艰巨,当朝财政如何拮据,修建长城也从未停歇。明朝中叶以后,长城被西方探险者发现,惊呼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特别在欧洲,长城的雄伟壮观让他们心动不已。在此之前,西方人将埃及胡夫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阿尔忒弥斯神庙、奥林匹亚宙斯巨像、摩索拉斯陵墓、罗德岛太阳神巨像、亚历山大灯塔并列为人类奇观。

但是,除却金字塔外,其他六项人类建筑已经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大多属于传说性质。值得一提的是,七大奇迹均围绕地中海展开,意即最早提出世界七大奇迹的说法的公元前3世纪的旅行家安提帕特或者公元前2世纪的拜占庭科学家斐罗均在当时交通和视野的局限下,是以一隅之地的骄傲,放大到世界的格局当中的。

最为显著的区别还在于修建目的不同。长城所服务的对象是整个民众,而七大奇迹所服务的对象大部分为集权统治的君主个人,毫无社会意义与公用价值。这一点上,长城与“七大奇迹”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无需跻身“世界建筑奇迹”之列。

当然,在中国秦汉长城修建的同时,欧洲采用修建长城的方式维护统治。当时的东西方世界有着一些相似点,如欧亚大陆上的几个强大帝国的疆域,由原来只在各自所在区域的大河流域内活动而向外扩张,形成了罗马、贵霜、安息等强大的帝国。

罗马帝国在政权强大的相对统一时期,用罗马边墙来加强边疆地区防御。罗马边墙全长超过5000千米,从英国北部的大西洋海岸开始,贯穿欧洲黑海,延伸至红海和整个北非大西洋沿岸,与日尔曼族直接对抗。

依靠武力强大的罗马帝国同中华帝国的本质区别便是缺失文化。因此,“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随着罗马地方军阀和家族统治形成的城邦联盟瓦解,形成诸国林立状态后,随着罗马政权的解体和消失,欧洲罗马边墙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依靠战争和暴力的征服与统一,迟早会暴露出其离心离德的本质。现代西方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长城的持续修建,使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成本大为增加,不得不将目标锁向欧洲等地,从而造成欧洲长时间的动荡与战争。

如三国后期匈奴彻底分化后,北匈奴经过近300年的彷徨,最后采取西迁的方式在拜占庭和波斯帝国间建立了以阿提拉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匈人汗国,此后又随着西进匈奴的进一步分化而融入了欧洲本土人文。

长城体现着中华开放策略的高度自由

但是,长城的存在绝不代表着闭关锁国。

在战争需要和心理依赖之外,长城成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天然分界线,而长城的位置又恰恰与400毫米天然降水线重叠。因此长城内外两种经济体系并行发展,相互依存,并且形成了完整的贸易往来和开放共生格局。

一方面,在农耕体系不足以对游牧民族掌控时,便以和亲、实物支付等形式形成事实上的赐赉贸易,换取边境的安宁,为中原民族持续发展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当中原民族强大时,游牧方便接受中原封号,称臣纳贡,以换取中华帝国赏赐的金银和大量生活必须物质。

这种厚往薄来的朝贡以及赐赉贸易,表面上并非公平。但北宋与辽之间的澶渊盟定,终结了双方长达25年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北宋政府获得了长达120年修养生息的机会使这种不对等的贸易关系有了合理和存在的可能。

澶渊之盟的大意是,宋辽两国停止双方争战,结为兄弟;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不再建设新城池和水利工程。澶渊之盟有效解决了幽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对辽国来说如愿以偿。对宋朝来说,放弃北部部分城池和地域,尽管缩小了战略纵深,但赢得了宝贵和平。此后两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史料记载,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1022年宋真宗赵德昌驾崩,辽圣宗耶律隆绪闻之后,“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对于澶渊之盟,或许宋真宗有着自己更深远的战略谋划。作为重文轻武的宋朝皇帝,无论是书中的黄金屋还是颜如玉,都离不开一个礼法和教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依靠强大的传统文化,以刀剑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诗书礼仪却可以显出柔软而韧性的一面,杀人于无形。老子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多数情况下,游牧民族对长城之内有组织的军事进攻并非是以夺取农耕文明的政权为目的,而是出于对农耕社会丰厚物资的渴望。传说金主完颜亮看到柳永《望海潮》这首词后,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并让人将自己画于临安湖山之上,以“立马吴山第一峰”表达了羡慕之情。

长城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中成为调和双方矛盾的均衡点,而从长城位置随着战略需要南北间的漂移,如在山西,南以固关、黄榆关等为界,北则与偏关、大同长城为限,有效缓解了游牧民族物资的匮乏,加速了民族融合。

民间的长城互市开始于明朝。当时明蒙双方民间迫切的物质交换需求,促使官方贸易通道畅开,形成以长城为中心的互市贸易市场,实现了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矛盾统一。到了清朝,康熙皇帝将右玉“杀胡口”更名为“杀虎口”后,长城终于褪去战争的颜色。因为清政府对蒙古贵族采取限制发展的策略,因此失去战争防御意义的长城成为贸易壁垒,关隘蜕变为关税征缴的重要通道,长城从经济角度划分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意义开始凸显。

时光悠然而白驹过隙。至此,长城结束了他从军事到政治,从文化到经济的现实功用,但由时间累积和生命发酵而成的独特气质与精神丰碑,已经超出其建造的时间和难度,超出其所拥有的长度和空间,因她所蕴含的精神之伟岸、意志之坚强、格局之庞大而变得历久弥新,并随着时代的洪流而汇聚成磅礴力量。(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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